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方面的建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资源中最关键、最稀缺的部分，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推进的核心要素。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目前，国内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探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虽然部分地区或机构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案进行了自发探索，但尚未建立起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的发现和培养机制。世界多个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探究进行了百余年，尤其是新世纪知识社会的形成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基于国际视野分析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经验，比较各国超常学生早期教育的规律和差异，有助于完善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
正视差异： 搭建天才成长“快车道”
人们通常把在某一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或有突出表现的人称为拔尖人才。但拔尖人才是一个相对概念，对其成才早期的定位和定义更是存在较大争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流传着“伤仲永”的故事，表达对神童沦为庸才的扼腕叹惜。不同国家基于特定的教育传统、体制和环境，提出了各种内涵的概念和名称，如天才、英才、超常儿童等。但总体而言，其核心理念都指向在科学、艺术、管理和社交等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表现超越同龄人的特殊学生。
19世纪末，心理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天赋和才能及其关系得以被科学确证，面向超常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理念逐步形成。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把天才看成是遗传的产物，开创了超常儿童特殊教育的先河。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西蒙编制了全球首个诊断儿童超常智力的测验，即著名的“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美国心理学家特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商的概念，并认为天才儿童的智商要超过140，该类儿童占比为2%—4%。早期针对超常学生的定位多集中在智力或遗传层面。20世纪50年代，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智商的预见性随儿童年龄增长而降低，且儿童的许多能力并不单纯通过智商表现出来。不少国家开始关注学生的创造力、领导力、社交能力乃至道德和社会情感等因素，并通过教学实验等方法来发现超常儿童。如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对超常儿童的概念界定兼顾了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广泛考查知觉敏锐、注意力集中、想象力丰富等智力素质以及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坚韧不拔等性格品质。
尽管早在20世纪初，一些国家就推出了针对超常学生的教育政策或法律，但系统性执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为便于分析，我们将该类教育统称为“英才教育”。20世纪50年代，英国成立全国英才教育协会等机构，并多次组织世界超常儿童教育大会。美国1972年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2015年颁布了《让每一个学生成功法》，以“天才法专章”形式对英才教育进行了详细规定。法国则将超常学生定义为“智力早熟”，并通过“补短板”而非单纯“拔长板”的方式将其纳入特殊教育体系。此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也相继出台了超常学生的鉴别和培养机制。可以说，发展英才教育已成为国际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天赋并不等同于才能，超常学生和拔尖创新人才也并不具有正相关性。才能的养成受天赋、环境和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拔尖创新人才也并非完全由天才儿童发展而来，但必须承认该群体的天然禀赋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具有先天优势，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育也需要超常的平台、环境和方法。因此，基于二者的内在联系，针对超常学生开展教育“拔高”或“拓宽”，既是贯彻和发展“因材施教”的理念，提升人才培养精度和效度的需要，也为培育壮大拔尖创新人才队伍提供了连续性和科学化的发展“快车道”。